Adrian Joffe对体重很敏感：“我在过去五年涨了10斤，不过我用了6个月把它们减掉了。在我这个年纪保持体形不是件容易事儿。”的确，1953年出生的他如今已经迈入了花甲之年——尽管从外形来看，Adrian Joffe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显得年轻得多。

　　关于如何保持体形，Adrian Joffe的方法很传统，他练习拳击，尽可能地选择走路的出行方式，同时这也是他调节心理状态的途径，但作为COMME des GARÇONS(以下简称CDG)与精品买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以下简称DSM)的总裁，想要获得这样的机会却不是十分容易：“我很努力地工作，但有时候忙到没时间去锻炼，时间久了我的情绪会变得很差，开始在公司骂人”。

　　从其Instagram上看，Adrian Joffe最近的行程非常紧密，从巴黎、伦敦，纽约到首尔，现在借着CDG香水在中国首发，来到了北京，且马不停蹄地接受一连串的媒体采访，紧接着又要进行巡店和业务考察;另外，他还非常注意饮食：“对，我节食，但我不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只是吃的量很小。”关于Adrian Joffe的食量，著名时装评论人Vanessa Friedman在2014年为英国Financial Times撰写的《与FT午餐：Adrian Joffe》一文中有具体描述：Adrian Joffe当时点了三个迷你意大利方形饺组成的主菜，当他看到Vanessa Friedman的鲑鱼拼盘上桌时，打趣地讲到：“你瞧，你的前菜比我的主菜分量还要大。”

　　除了从身体层面去预防心理问题，Adrian Joffe还尝试用佛教禅宗、冥想的方式获取精神上的平和：“我不能说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我很认同其中的哲理，比如因果关系。”年轻时，他曾求学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修东方及西藏文化。但很可惜，还没等学业结束，学院便决定停止授课，因为他是唯一的学生。

　　Adrian Joffe随后来到东京，开始帮姐姐Rose Joffe的针织服装公司打理品牌授权事宜。1987年，他结识了已经声名显赫的川久保玲，随后成为品牌的商业总监。1993年，又晋升为总裁。与此同时，Adrian Joffe和川久保玲在1992年正式结婚，但俩人始终保持异地婚姻关系：他在巴黎，她在东京。和其他时装界的夫妇有所不同，他们极少共同曝光、不会和明星名流吃饭，甚至也不热衷收藏艺术品：“欣赏或者喜欢艺术不代表占有，如果我们想看艺术展，外面有美术馆”。

　　在大多数描写Adrian Joffe的文章里，他总是被形容成CDG、DSM的商业主脑，川久保玲背后的男人——在其带领下，品牌创造了一系列商业创意佳作。但Adrian Joffe只是一个生意人吗?或者仅仅是那个为不善言辞、鲜少接受采访的设计是妻子充当翻译、发言人的丈夫吗?但恐怕没人会把他当做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就像曾与CDG联袂推出“Girl”香水的Pharrell Williams所言：“钱财生不出好创意，但好创意能生出钱财”，Adrian Joffe和川久保玲或许就是彼此在世的相互化身，鱼水之联不可分。

　　记者：纽约、伦敦和东京的Dover Street Market都是独立运营的，但当2010年进入中国时，为什么会选择和I.T合作，并且更名为I.T Beijing Market?

　　Adrian Joffe：1982年，COMME des GARÇONS和香港的Joyce精品店开始合作，Joyce Ma(Joyce Boutique创始人)是中国第一个买我们货的人，我们的合作关系也维持了很多年，但她一直不想做和我们做独立的CDG专卖店。后来I.T联系到我们，说他们现在也开设了买手店，并且很喜爱CDG，可我一直拒绝他们，因为我们和Joyce合作是独家的，但I.T的沈嘉伟坚持每一季都来找我们，我也坚持和他说不，结果这一磨就是六、七年，我都开始可怜他们了——这是玩笑，我被他们的坚持打动了，而且他们愿意合作开设CDG的专卖店，也就导致有了后来在香港安兰街的那家店(于2007年3月开幕，是CDG全球第四家专卖店)，后来这家店又搬到了中环雪厂街。几年后，我和I.T说想在中国内地开Dover Street Market，他们说那就开在上海吧，所有品牌都会先去上海，我说不，要开在北京，结果我说服了他们，他们又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北区)。

　　不过在中国内地，直接开Dover Street Market会有些困难，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熟悉我们的人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认知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想把名称转换成I.T Beijing Market会好很多。同时，我们坚持对其创意上的把控、设计了整个店铺，而I.T也很尊重我们的原则，此外他们也具备一流的人力资源和服务水平。这家店的情况在前两年很艰巨，不过现在已经好转许多了。

　　记者：COMME des GARÇONS除了时装系列以外，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有香水产品，而且拥有数十款分支、合作系列，但我听说川久保玲女士其实一开始是很厌恶设计师品牌推出同名香水系列这种做法的，您当时是如何说服她的?

　　Adrian Joffe：很简单，我告诉她你不需要了解香水，不需要了解前香、中香的讲头，大部分日本人对此都不了解——你可以把这部分问题留给我，你去设计香水瓶和包装盒就好了，并且不必参考传统意义上的香水外观设计，你大可以毫不留情、自由自在地设计你想要的样子。她答应了，但只跟我强调一点，她不想让香水闻起来很平庸，她想要与众不同的味道，所以我就在巴黎开始着手香调，她负责包装设计。推出香水是因为我想让人们了解COMME des GARÇONS不光是时装，她还有许多途径去表达。

　　记者：您是做品牌授权事宜起家，您将COMME des GARÇONS香水授权给了PUIG这个西班牙时装、香水生产及渠道分销商，可同时CDG自己也保有香水的设计生产销售权，请问您当时是如何设想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的(Partial License，即“部分授权”)?

　　Adrian Joffe：他们找到我，说很喜欢COMME des GARÇONS的香水，觉得很有创意，想要得到品牌授权。我一开始是很犹豫的，一方面你知道这种授权的确有助于产品的大面积销售，但同时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控制权，甚至会造成品牌形象的消亡。可另一方面，我的确对他们的庞大的销售渠道感兴趣，所以我提出这样一种合作方式，我把COMME des GARÇONS Parfum的商标权给PUIG，我们自己再做一个叫做COMME des GARÇONS Parfum Parfum的产品线，继续秉承之前的“反香水”策略——你走你的渠道，我卖我的创意，彼此互补又不干扰。

　　记者：除了川久保玲女士自己设计的香水包装外，还找过Marc Atlan、Petronio Associates这样的平面设计师或团队设计香水包装吧!?

　　Adrian Joffe：我记得差不多得20年前，Marc Atlan帮我们设计了一两款香水产品的外包装;Petronio Associates负责过“71”那款。但川久保玲设计的占绝大多数。

　　记者：相较于其他品牌，无论是出于公司规模，还是策略上的计划，CDG和DSM一直都保持着较为谨慎的市场动作(至今其日本公司及国际分司仍为私有企业)，您自己也希望品牌保持一种“Poor Luxury”的状态，那您如何看待过去几年内其他品牌在中国内地密集开店的做法?如今随着销售的放缓，又有一些店铺宣布关闭。

　　Adrian Joffe：的确，我们没有高额的广告费用，也不想通过大面积宣传诱导消费者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希望顾客能自主去选择;我们没有股东，更达不到那些大集团每年10%，20%式的利润增长率。但我不觉得这是好事，他们过去的欲壑难填正在让他们自食苦果——估计很多人不会同意我这种说法。这些公司可能也觉得无所谓，今天开几十家，明天关十几家，他们和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COMME des GARÇONS选择更有机的方式，也不设立什么五年发展计划，我们甚至连五个月内的计划都没有。

　　记者：即便这样的短期发展计划也不做吗?

　　Adrian Joffe：可能有时候会按季度走，或者最多就会想想未来一年后的预期。我们做策略性的计划，但不会做市场调查，我相信I.T也不做，时装界的事情变化如此之快很难预测，但有些企业却总是忽略这点，导致他们如今每况愈下。不过无所谓了，这跟我们关系不大——你觉得大规模地开店，如今又关店是不是也对整个行业系统有不良影响?起码在中国可能对就业也有点影响吧!

COMME des GARÇONS Play系列T恤衫

　　记者：我觉得大量的商业款(Commercial Pieces)对品牌造成的不良影响会更多，在某些时期它们会带来了巨大利润，但同时这些产品会对辛苦铸造的品牌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不过说到这里，以“非时装”(Non-Fashion)概念推出的COMME des GARÇONS Play系列在中国卖得很好，并且被视为品牌盈利的关键产品线之一，可很多消费者把那些印着“Play”字样、桃心图案的T恤衫和主线系列混为一谈，甚至误认为Play系列代表了CDG的全部，作为构想并推出这个系列的负责人，您对此有何想法?

　　Adrian Joffe：的确，我们对此有些担心。COMME des GARÇONS是一个强调变化的品牌，我们每一季的设计都全然不同，但同时想试试让某个系列持续不变，也就是“没有设计的设计”这样一种做法，Play正是因此而生。Play现在这么受欢迎，很多人是通过它才了解到COMME des GARÇONS，我们有点担心这些顾客是否会更进一步的了解品牌的核心价值观。

　　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在中国，在韩国，Play系列也是极度受欢迎，我们在那里的合作伙伴希望尽可能地多开Play店铺，并且以三个月一家的速度增长，如今韩国已经有12家Play店铺了——这有点疯狂，可能会给人造成“Play等于COMME des GARÇONS全部”的错误印象，所以我们决定如果对方还想继续开Play店铺，就必须同时把品牌的其他产品线一并销售，比如Play搭上COMME des GARÇONS COMME des GARÇONS(女装副线)，或者COMME des GARÇONS Shirts(以衬衣为主打的分支)/Girls(主打年轻女性顾客)，如今在韩国我们有三家这样的店铺，在香港的铜锣湾也有一家同时卖COMME des GARÇONS COMME des GARÇONS的Pocket店铺(售卖Play、Wallet、香水等“口袋大小“单品的店铺，同时也有专门系列)。对了，Play系列在曼谷也是超级超级受欢迎，我们最近在Siam Discovery购物中心开了COMME des GARÇONS COMME des GARÇONS加Play系列的专卖店——一开始，我们担心Play系列会占据80%以上的销售，但结果首尔、曼谷的这几家店的数据显示，平均65%的销售来自时装系列，35%来自Play系列——香港那家店我不清楚。

　　2005年，CDG在德国科隆开设的游击店"CDG +49221"，这家店的前身是肉食店，由德国平面设计工作室Chewing The Sun负责改造

　　记者：从COMME des GARÇONS的一系列Guerrilla游击店铺(以限制顾客每日消费额、非常规地段选址，仅开设一年等做法闻名)、香水系列的部分分销权到Dover Street Market，您将此归结为“Creative Business Idea”这个概念。

　　Adrian Joffe：2004年，CDG第一家Guerrilla(游击店)开在德国柏林，那时候时装业也面临低谷，比如Gap、UNIQLO这样的品牌开始大规模流行，人们觉得天啊时装业末日要来了，所以我想可以让那些非时装行业的人参与到游击店中，因为不同的视角能带来不同的反应。我们把货品放在那些插画师、建筑师的店铺里，看看能呈现出什么效果。过去七、八年内，我们大约开了37家游击店，有些反响很好，有些就不怎么样——开冰岛那家游击店时，我们和四位艺术家合作，可结果没什么人搭理，最后他们把卖不出去的货退还给我们时，基本和我们送过去时的数量一样。但那家店很漂亮，也算是很好的一次形象宣传了。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决定开设Dover Street Market的时候，有人以为这也是游击店，还跑来问我这家店你们怎么开了一年还没关啊!我花了好多年告诉他们这不是游击店，做这家店花的钱太多了，不能一年就关。

　　记者：据我所知，川久保玲女士对公司的策略有一定的掌控，比如说她会指定Dover Street Market线上销售的品牌(尽管是在一个网站架构下，但不同地区的线上店铺销售不同品牌，中国地区目前尚未开设线上销售服务)，那面对意见产生分歧时，你们会怎么办?

　　Adrian Joffe：我俩天天有争执，不过她现在基本快放弃和我争了，因为争不过我。关于COMME des GARÇONS，她有绝对的话语权，但至于其他品牌，她会留给我去做决定，她自己很忙，不可能全盘皆顾，如果碰上她不喜欢的事情，比如我选择和什么品牌合作，我要在网络上放些什么之类，她可能不会公开说什么，但会指责我，而我选择不理她——这是唯一平衡我俩关系的办法，哈哈。不过玩笑归玩笑，一旦涉及到视觉等问题，我一定会征询她的意见。

　　记者：那像扶持Gosha Rubchinskiy这样的年轻设计师也是您的建议吗?

　　Adrian Joffe：对。她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和Gosha合作，为什么要帮他在俄罗斯制作成衣，她不认为Gosha的作品很有创意，毕竟我们的视角不同，所以我要说服她，告诉她扶持这样的设计师品牌对Dover Street Market有益、要从时装业的整体格局出发、我自己也去了莫斯科见到了Gosha，了解了他的背景等等。Rei不是个有耐心的人，如果你讲的东西在五分钟内没能让她明白个之乎所以然，她就听不进去了。和Gosha的合作，她是用了三年时间才意识到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不过有些事情她目前还没允许我做，比如我很想把Play放到日本网站上去卖，把Black系列放到网上去卖等等——但在内容和电商这一块，她是我绝对的领导。

　　记者：Gosha Rubchinskiy的哪点打动您了?

　　Adrian Joffe：我先留意到了他的摄影作品，因为我自己对后苏维埃时期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我在莫斯科的一个派对上认识了他，他当时正和一群滑板青年混在一起，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做滑板，也做一些T恤衫，我说我们在伦敦有家店，或许以后可以进你的T恤衫卖。那次我们聊得很愉快，他给我看了他做的T恤，还有他拍的照片，我很喜欢。后来，原先为他制作T恤的俄国制衣厂倒闭了，我们就开始成为他的制造商，再接着他又说想做场时装秀，我发现他很会讲故事，也能透过这些故事表现他自己的东西。

　　记者：您又如何看待如今由Vetements、Gosha Rubchinskiy等掀起的青年文化、亚文化热潮，或者说媒体解读后的热潮?对此，现在有很多声音说亚文化已经被过度消费了，变得没那么有趣了。

　　Adrian Joffe：这很危险，不光是亚文化，媒体会把所有东西变得乏味。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读书了。特别是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很容易被媒体误导。我们应该重新看待教育问题，就像希拉里克林顿说的，教育至关重要。

　　记者：但学而不思则罔，很多人拥有高学历，但仍然不善于思考。

　　Adrian Joffe：是，和我共事的一些人，他们的视觉作品做得不错，也有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但就我的观察来看，他们缺乏真正的创造力，或者说洞察力——我都开始为我的外甥们担心了，他们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当然，现在的社会还是有很多机会和潜力，但同时也有点吓人。

　　记者：听说Supreme的创始人James Jebbia曾经非常生气他为DSM纽约店设计的Supreme零售空间和Prada的陈列装置摆放在一起。

　　Adrian Joffe：他是个特别强硬的人，很难搞，不过我也很敬重他，他是有主见的。那次差点把我气哭了，他跟我喋喋不休为什么Prada的陈列装置要和Supreme的放在一起，我跟他说这就是Dover Street Market的原则呀，我们不会告诉品牌谁会挨着谁。James Jebbia觉得我们这样做很不公平，因为我们要求别的品牌的零售空间背板不能和天花板同高，但却允许Prada那么做了，可那是因为Prada的空间靠近电梯，我们觉得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让他们破例;结果James没完没了地和我说要从Dover Street Market撤走，我说那你就走吧——结果三天后，他跑来告诉我其实也挺好，因为发现好多顾客都会逛完Prada的位置后去Supreme的位置，这帮他们增多了不少客流量。但之前那两天他折腾得我够呛，关于这个，他后来什么都没说，他欠我个道歉。

　　记者：前一阵子英国宣布脱离欧盟，我在相关报道中看到您对此大为不满，甚至说出了“去他妈的民主”这样的话，那您是如何看待如今时装界的民主主义的?毕竟，时装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少数人引领多数人的，但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KOL的兴起，这一切都变了。

　　Adrian Joffe：不好意思我用脏字了，当时他们宣布这消息时，我都气炸了。民主主义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你看看现在的英国，看看美国——Donald Trump有可能胜出，也就俄国人喜欢他，普京喜欢他。如果换到中国呢，你们想让他当选吗?这对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来说不是件好事。

　　在时装界也是一样，如今这种全民参与的做法有利有弊，一方面它的确帮助那些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比如Susie Bubble，Bryanboy等，你在社交网络上发一些照片，做出一些有意思的评论，你就有机会获得认可你。就像Andy Warhol以前说的，每个人在未来都有五分钟成名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又有一群几乎文盲式的人在上面大放厥词——我似乎感觉有公司专门雇这对白痴说那些毫无营养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此需要有控制了。不过这也是一种过程，改变的过程中总是会有失控的时候，但避免不了。

2008年，COMME des GARÇONS和H&M合作推出男女装系列

　　记者：说到改变，现在很多品牌、设计师都抱怨快时尚对时装业的毁灭性大于贡献，但在您过往的采访中，我看到您好像并不是特别反感快时尚。

　　Adrian Joffe：不，我们一点也不喜欢快时尚。

　　记者：但COMME des GARÇONS在2008年和H&M推出过合作系列。

　　Adrian Joffe：因为我们也要从实际考虑。但相比现在他们鼓吹的那套即秀即买模式，我宁可要快时尚——See Now，Buy Now——说起来真绕嘴，听着有点像Red Lorry Yellow Lorry(英国后摇乐队)。

　　记者：为什么那么反感即秀即买?

　　Adrian Joffe：这是个根本无法忍受的模式，要按这个模式做，以后都不需要有时装评论人或媒体了，买手和店铺经理的意见也不重要了，全都交给某个公司里的某个白痴去决定好了。就像我不赞成极端民主主义一样，这种另一个极端的独裁我也不同意。对比起来，快时尚无非就是我们做了粉色短裙，他们跟着就去粉色短裙，但一季接着一季，总是向前走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太多影响。

　　记者：A.P.C的Jean Touitou也不认同即秀即买，他说这是品牌给媒体的把戏而已。

　　Adrian Joffe：我爱Jean，他总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或许有些公司觉得他们能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哪些产品会受欢迎，可以提前上架，但众口难调，另外这么做下去，时装本身强调的特殊性怎么办啊?

　　记者：您也很不喜欢早秋、度假这些秀前系列(Pre-Collections)。COMME des GARÇONS从来不做秀前系列，但Dover Street Market售卖的部分品牌会做。

　　Adrian Joffe：那玩意糟透了。反正COMME des GARÇONS不做。

　　记者：成衣流行时，有人曾说高级定制时装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如今这些秀前系列又成了主力军，但这似乎让主线的成衣系列沦为了新一代的高级定制。

　　Adrian Joffe：没错。现在他们花大价钱做早秋、度假系列的时装秀，70%的预算都用来订秀前系列，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垃圾。

　　记者：当下，Vetements几乎是最火爆的时装品牌，Demna Gvasalia为Balenciaga设计的首个男女装系列也问世了，您觉得他和过去的改革者，比如Martin Margiela、Helmut Lang有何相似之处?或者说您觉得他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吗?

　　Adrian Joffe：他过去为Margiela工作过嘛，自然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我听到的八卦没错，Margiela本人也觉得Vetements的东西很像自己做的。Vetements是个不错的品牌，有许多年轻设计师，和大量品牌合作，同时也没有那种过分的野心。它的出现，进一步撼动了时装原有的界限。Demna Gvasalia为Balenciaga设计的系列很好，Gucci的Alessandro也很优秀——没错，Demna Gvasalia借鉴了很多，但现在谁关心这个呢?或许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创意了，有好的造型师就足够了。你觉得谁能接任川久保玲吗?

　　记者：恐怕我想不出有谁。过去的成就可能很难逾越了，所以现在不少时装人开始收集往年的经典作品。比如在墨尔本，有一家叫dot COMME、专卖COMME des GARÇONS、Junya Watanabe等品牌过往作品的店铺和网站(他们甚至有1997春夏的Lump & Bump系列);另外在专注小众、前卫设计师品牌二手交易网站Grailed上，COMME des GARÇONS也是那些硬核时装爱好者热衷的品牌。

　　Adrian Joffe：我不知道你说的和我之前听到的是不是一家，我挺想见见他们的。在墨尔本是吗，我明天就让那边的同事找找看。谢谢。

　　记者：那您有没有考虑推出COMME des GARÇONS的官方档案复刻系列?比方说LN-CC曾经和Raf Simons等人和作出过复刻系列。

　　Adrian Joffe：不，那样太耗费精力了。开柏林那家游击店时，我们放了一些档案款过去，但太麻烦了，做一次就够了。再说外面不是有人自发地去做这些事了吗，不管是收集还是转卖。

　　记者：您和川久保玲女士的婚姻关系比较特殊，一直处于分居状态，另外我也听说你们不喜欢收集艺术品，但这似乎是很多时装人的爱好，另外COMME des GARÇONS和Dover Street Market向来喜欢和艺术家合作。

　　Adrian Joffe：我喜欢在实际场景中去欣赏艺术作品，欣赏或喜爱不意味着占有。物质有时候像个枷锁让人止步不前，我在巴黎有住的地方，她(川久保玲)在东京也有房子，足够了。我们不想搞得在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房产。你拥有的物质越多，你的负担就越重。如果我们想看艺术展，就去博物馆、艺术中心好了。另外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日本人，我也不觉得我真正属于某种文化，可能对于我们这类“无根“的人来讲，不需要通过所谓的共通点去相处，比如收集艺术品、买豪车，买游艇。

　　记者：但我们都身处一个物质世界，尤其是现在的时装界，噱头(hype)占据的比例几乎达到巅峰状态，那您觉得禅宗、佛教学习和您所处的工作世界有矛盾吗?

　　Adrian Joffe：我在日本时，进一步了解并学习到了禅宗和佛教的意义，她帮我保持清醒，让我能分辨出真实和虚妄。有那么三年的时间，我每天用冥想的方式获得平静，特别是当我觉得自己要发飙发狂的时候，很有效果。我不敢说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但认同其中很多哲理。

　　记者：比如在中国有句俗话，想出世先入世，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升华，必须先经历浮华，以及世人不能避免的生老死别爱恨情仇这样的红尘俗事。

　　Adrian Joffe：我百分百同意。

　　记者：但你们很喜欢旅行。

　　Adrian Joffe：对，我们喜欢到不同的地方，认识、体验不同的人和事，买好玩的东西……旅行能让我们从那种安于现状的状态(Comfort Zone)中释放出来。

　　记者：那有没有想好接下来的旅行计划?

　　Adrian Joffe：就现在而言，我只想待在家里，我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