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近百年来，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的大学和各研究机构，云集着一大批重要学者，共同推动时代的发展进程。也是在那个时代，一家北京有影响的媒体，其“教育界”副刊，以连载的方式，陆续推出“学人访问记”系列访谈文章。所访69位学者文理兼顾，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一篇篇的访谈文章，客观地记录了一位位学人的治学经历和治学主张。这些刊于报端的文章，呈现了一幅星光璀璨的现代中国学人群像，这就是商务印书馆新书《北平学人访问记》的主要内容。眼下对这些文章整理并出版，对于我们认识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非常具有“在场”感和启示意义。

     “学人访问记”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抗战之前的1935年至1937年；第二时期是抗战之后的1945年至1947年。所有受访者，无一例外从事和教育相关的工作。对于如何办好教育，他们各有所思所行、彰显出一代学人深沉的家国情怀。

      上世纪30-40年代，也是一个内忧外患、风云际会的时代。书中所访问的学人，都为当时落后的当时教育深感忧心，在教育方面尽管各有其主见，可是受到经济、战争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很多想法难以付诸实施，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就此止步，他们依然付出了坚苦卓绝的努力。“五四运动”之后抗战之前，文化界、教育界围绕汉字的去留问题，进行一场“国语运动”，学界也争论不休。钱玄同作为文字专家，在受访时认为，复杂难写的汉字，在文盲占据多数的中国，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将汉字简化成符号是最佳的选择。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免极端，而在那时候的历史环境，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因为当时开启民智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文字。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人们科学思维、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普遍缺乏，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科学恰恰是重要动力。当时的数理专家、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深感国人科学素养的贫乏，他热衷于翻译国外科普著作，在工作之余花大量时间从事科普工作。对于大学人才培养，他和很多学人一样，有自己的看法。理工专业大学生的培养，先进的仪器设备是前提条件，可当时的办学经费并不充裕，他在访谈中对此深感无奈。在他看来，理工类大学生掌握书本理论显然不够，必须要亲自动手，在实验实践中提升学业水准。而清华大学哲学家冯友兰教授在受访时认为，比办大学教育更显得急迫的，是大兴乡村教育，其理由是中国人口主体在乡村、文盲也集中在乡村。类似冯友兰教授主张的学者不在少数，学人都躬身实践乡村教育运动，而访谈中也表现了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普及乡村教育，何其之难。

大学要培养文理交融的人才，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30年代，就引起学人关注。“学人访问记”系列专栏中，有一篇物理学家访谈是对于数学的认知，很多人把这个学科归类到理科，可这篇访谈认为数学本来就不算是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是以自然为研究对象。数学是理工和多数文科的基础，掌握了数学知识，对于深入的学术研究会带来极大的便利。可是数学难学，甚至学理工科的人也敬而远之，这是错误的。学文科的人要了解理科，学理科的人要具备文史基础。作为大学，要培养文理兼容的人才。

“学人访问记”系列专栏中，对于一位教育学家的访谈，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教育的生态。学生的假期延长或压缩，当时就在社会上议论纷纷。他坚定地认为，要给学生更多的假期，处于发育中的学生，增加假期有利于身体发育，也能释放学生的才情。对于教师而言，延长假期则能休养身心，适当休息后更利于高效的工作。此外，对于当时的大学教育，他还感到大学课程和中小学课程全然孤立，这显然不符合人对知识接受的连贯性； 还有大学的学科太细，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问题。

总体上讲，《北平学人访问记》对于那个时代学人的系列访谈文章，涉猎学人的专业背景是多方面的。书中学人们关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研究领域的问题，都和教育休戚相关。而那个时代的教育问题，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和继续探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