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极端事件与工人行动合力，将珠三角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逼向死角变化是在一周内突然发生的。

　　6月7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计划：通过三个月考核的一线作业员，月基本工资可达到2000元。

　　仅在五天前，6月2日，富士康宣布，从6月1日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一线作业员标准薪酬无条件提高到1200元。一次性加薪幅度超过33%。

　　接连两次，且如此幅度的涨薪，连富士康员工也觉得突然。“我觉得不可能。都这样涨，它受得了吗?”来自广西钦州的罗军(化名)，身着富士康深蓝色工作T恤，倚靠着深圳龙华厂区的东门，对记者说。

　　这是6月9日的上午。细雨中，马路对面的富士康普工招聘点铁闸紧闭，门口稀落地站着二三十个默默等待的年轻男女。其中一位，是从附近的三强电子工厂赶来的女工。她告诉本刊记者，她就是为近乎“夸张”的2000元工资而来。 “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我在那边只能拿900块，就想辞工过来试试。”

　　但招聘点的“温馨提示”告诉她，富士康从5月29日开始暂停招聘普工。

　　此时此刻，对于富士康2000元“高薪”怀疑、不解又不敢忽视的五味杂陈感，正在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产业界发酵。

　　“富士康涨薪玩的可能是文字游戏。”东莞市大岭山镇钜同电子厂的副总经理庄立说，“在珠三角，工资成本大幅增长不太可能。我们不会跟风上调工资。”

　　但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此起彼伏的劳工行动，也正将“世界工厂”的“人力成本优势”冲垮——几乎在富士康加薪的同时，广东佛山南海本田工人用历时半月的和平罢工，换来35%的加薪。效法者接踵而至。

　　士林电机电子事业群LCD自动化设备事业处中国区营销副总经理吴志浩表示，“我们也会有加薪的压力。”

　　事实上，自2004年原劳动保障部发出最低工资规定的21号令以来，员工薪酬的硬性指标已经在持续提高。今年6月8日，深圳市将当地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00元每月，并实现了特区内外标准的统一。而一个月前，广东省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首次突破了千元大关。

　　不管出于什么心理，珠三角的企业主们不得不意识到，无论是极端事件，还是工人自觉的抗争，正合力将珠三角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逼向死胡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正在加速消逝。

　　这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多时的产业转型殊途同归，却也意味着艰难博弈的到来。

　　重新定价

　　南海本田工人的加薪抗争，与富士康安抚式的大幅加薪，一同将整个珠三角推向劳动力合理定价的路途

　　6月7日，又到了富士康员工领工资的时间。来自广西的富士康员工罗军对本刊记者说，以往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领钱，然后离开，这个月却有些特别。

　　“现在说了加薪，没什么人走了。”罗军说。

　　在底薪加到1200元后，工人加班费也按相应的涨幅上浮。在6月之前，平日加班费是每小时7.8元，周末则为10元。涨薪后，这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10.6元和13.6元。

　　被调整的不仅仅是工人的钱包。坠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着手整顿作息制度，要求保证每个工人每周休息一天，并将过往的“三班倒”工作制，调整为“两班倒”，即白班、夜班各12小时。除去8个小时的标准工时，每班中间有两个小时休息吃饭，另外两个小时则算加班。

　　这种更规律的“自动加班”的安排，比八小时“三班倒”更受欢迎。员工在每天正常上班的基础上，加上一天周末的班，便达到加班80小时的上限。按上述薪酬调整，每月收入可以比之前多出约600元。

　　不难预见，如果2000元底薪成为现实，同等强度下，一线作业员的月收入可以轻易接近3600元，与2009年深圳全市职工平均工资3893元相去不远。

　　在过往，像富士康这样位于深圳关外的制造工厂，以外来劳工为主的一线工人的工资，大多压着最低工资标准线，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相差巨大。以2008年数据为例，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为27.61%。

　　其实，珠三角加工企业的加薪风潮，早在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即拉开大幕。至2010年5月1日的最新一次调整，广东省最低工资的四类城市标准，均比2008年调整前增长超过30%。

　　不过，自上而下的“指导价”，仍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尤其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下，处于困境的珠三角企业更想方设法在满足最低工资标准上做手脚。

　　长期调研珠三角和长三角工厂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本刊记者说，他在调研企业中发现，有90%的工厂，不论大小，都在给劳动部门和客户提供虚假人工成本文件。

　　“工资总数目不假，假的是工作时间。他们把加班工资也算到给客户看的基本工资之中，而把工作时长改为8小时左右。”刘开明说，一般的工人底薪加上加班费后，都在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上，作假之后，每年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来说就意义不大了，“他们不需要调整就已经超过了最低工资标准。”

　　这种做法将本应是刚性的工资上涨“悄悄抹去了”。企业利润增长，外来劳工收益却不见增加，他们和当地城镇在岗工人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珠三角的劳资纠纷时有发生。

　　刘开明在2010年2月发表的论文中披露，2008年，深圳劳资争议案件达到52140宗，占全国总数的7.45%。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和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成为劳资纠纷的焦点，其中99%的劳资争议案件的当事人是外来工。

　　量变积累终于导致质变。震动业界的是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南海本田)罢工事件。1000多名南海本田工人用持续18天的和平罢工，对低工资说“不”，直接导致本田在华四家整车组装厂全线停工，面临每天2.4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在此过程中，工人与资方数度谈判，并最终在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的调停和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常凯协助下，通过民主选举工人代表的方式，与资方达成加薪35%即500元的协议。

　　类似的抗议接踵而来。在南海本田工人抗争期间，南海当地另一家本田供应商发生为时不长的罢工，要求加薪。6月6日，台湾美律实业在深圳的电子零部件生产工厂也发生持续两小时的停工，最终以工人基本工资上调16.7%，即从每月人民币900元提高到人民币1050元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