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盼过年,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除了春联、窗花以外还有年画。 临近过年,大人们都忙活起来。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扫房土,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倒酉,三十全家一起包饺子”。这个歌谣,我们小孩都会背。每年腊月起,就一边儿拍手唱着,一边儿在心里憧憬着。不知是不是我情感丰富,每逢这时,我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幅过年的情景。虽然才几岁的小孩儿,毕竟有几次过年经历了。印象是美好的,过年是令人向往的。
不过,我印象中人们忙过年,根本不按歌谣中所列日子,早早地就把屋子打扫干净了,这是一个需要提前且繁杂的工作。先是扫房,扫房时把墙上残留的上一年的年画撕下来,把窗帘、椅套都摘下来,清洗后再把干净的“布艺”21世纪语)装饰好。于是就有一件非常“庄严”“神圣”的活儿,那就是去宫南宫北选购年画,同时“请”一张财神像和一张灶王爷像。有时候,灶王爷像上还有灶王奶奶。
只有当新年画贴在墙上,年的氛围才浓郁起来。我最爱跪坐在炕上(木板搭起的床,北方人也称炕),聚精会神地看年画。那时候没想到长大以后研究服装。可是画面上五颜六色的服饰形象还是深深地吸引着我。
有一种大画,是专门描绘过年景象的,上面的人物场景简直应有尽有,就是一幅静态的年俗画面。那是印在黄纸或绿纸上的单色木版年画,全图取横幅,约有一米多宽,或许是整张纸吧。也许相当于现在说的“整开”。画面采用的中国画中俯视加散点透视的手法,在院落中有数间房,对开门、灶台、几案等一应俱全。画面上有差不多二三十人的样子,左下方一扇大门虚掩着。门外“财神”手托元宝,将至门前,门里一老者带领几个中青年男性晚辈一边儿整冠一边儿系领扣匆匆迎出来……这可真够吉祥的,画也因此被称作《迎财神》或《黄大门》。
画中院内有仨一群俩一伙的小孩儿,有的提着内有蜡烛的方形玻璃灯,有的打着鱼形灯还在燃放爆竹。民谣中有一段《迎春曲》:“油打的灯笼都出来呦,没打灯笼的抢小孩儿呦,金鱼拐子(鲤鱼)大花篮呦……”唱的就是这一过年情景。当年胡同里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玩着,唱着。
画中院后是一排平房,各房间灯火通明,有几个梳盘头的成年女性在包饺子,她们都穿得很俏丽,有的在压饺子皮儿,有酌在包;还有人在往灶上沸腾的大锅里下饺子,有一小孩儿往灶眼里添柴。另一间屋里有人在蒸馒头,一个小孩儿往蒸好的热馒头上点红点儿。男人们忙着写春联,贴福字;女人们互相往脑后发髻上插“聚宝盆”。几个老人围在一起玩儿纸牌,三四个少年神气活现地掷骰子,还有人正在往供桌上摆放供品,有花糕、糕点和鲜果。{page_break}
画面人物服饰形象好似清末民初,包括财神在内的成年男性都戴着小帽,穿着长袍马褂,脚蹬双梁鞋;女性成年梳着盘头,簪着花儿,穿着掩襟大袄和长裙;小孩儿们的穿着则如同杨柳青年画中的娃娃装。
后来研究工艺美术时,发现一幅描绘过年的宽幅画,是彩色的,正中也有一个贴着春联的黄大门。画中人物穿着清代衣装,也是过年盛景,主题是“新年多吉庆,合家乐安然”,也是杨柳青年画中表现大家庭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气氛的大幅年画。
我小时爱看年画,喜欢祥和的家庭,热爱火爆的中国农历年。整个50年代,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年画是家家过年必备的。外祖母告诉我,1951年初过年时,不知爸爸想起什么,忽然买回一幅杨柳青年画中的女娃图。一般娃娃画上都是大胖小子抱鲤鱼,而那幅画上的娃娃却梳着两个大抓鬏,穿着红袄红裤绣花鞋,她手里拿着吉祥物,胸前还挂着长命锁,笑得特别喜庆。1951年12月,我出生了。不知我来到这个世界和年画上梳抓鬏的女娃有什么必然联泵,反正大人们常这样说起。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妈妈还爱拿这段奇缘告诉亲友。我从文化的角度上看,也许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吧。有些神话,有些迷信,有些巧合,也就衍生出一段故事,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对这些说法不必认真,也不要贸然批评,文化就是有故事的,有故事才有色彩,有趣味,有民众心灵的息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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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像也是印在黄纸或绿纸上,过年前“请”来,除夕是要贴在厨房灶前的。灶王爷像在腊月二十三晚上要放在临时佛龛上,摆在桌上供奉一阵儿,前面摆上糖瓜、芝麻棒和几样干果,最有意味的是还要准备一碗清水和一把黑豆,那是给灶王爷坐骑的食粮。摆到深夜时将像烧掉,以使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我小时总爱问:“糖瓜把灶王爷嘴粘住了,上天不会说咱家的坏话,那么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吗?”结果遭来大人一通呵斥。后来想起来,那一定不是为了粘住嘴,而是甜甜灶王爷的嘴,就算是贿赂了。讨好谄媚神明,这是人类早期即有的祭神行为,这种行为模式遍及全球。厨房水缸上贴一幅绿纸上有条大红鲤鱼的年画,这意味着年年有余。这样一烘托,厨房里一片过年的味道,我只记得当年看灶王爷是古装,没有清王朝服装的痕迹。
财神像是金脸的,这一点我印象特深。5 0年代,在我家二层一串四间顶上间的最头一间正面,有一张红木条案,条案正中玻璃木框内有一幅观音像,当时听大人们尊称为“观音大±”,观音戴着“巾帽”端坐在莲花座上,善财童子和龙女侍奉左右。我经常痴痴地在观音像前看,看观世音的端庄秀丽笑容,看整个画面的山水景象。我当时不懂那是什么地方,什么山什么水,也不懂观世音一手拿净瓶。一手拿柳枝是在干什么,但是我喜欢看那种远离世间的仙境,爱那种一尘不染。外祖母总是非常虔诚地告诉我,观世音能救苦救难,由此我童年的心中也涌起一种神圣。长大后我才知道,观世音的名号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研究服装后才了解,因为明清画家塑造观世音形象时,常是一身飘洒的襦裙,头戴一顶长巾的冠帽,这种帽竟被人们称为“观音兜”。当然,我真正能感受那种仙境,是2003年去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之后。{page_break}
观音像的两侧有红纸写就的对联,上下联分别为“早晚三叩首,晨夕一炉香”,横联是“敬神在此”。对联加横批也装在玻璃框内。
观音像的右边有一个玻璃木框,里面是两位武将模样的神,我清楚地记得一位是真武大帝,一位是协天大帝。关于真武大帝的来源,有十几种说法,但民间供奉很普通。马书田《华夏诸神》中写道:真武即玄武,是由最初的星辰神,衍化为动物神,后又被塑造成人格神。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写他的服饰形象是“被发黑衣,仗剑蹈龟蛇,从者执黑旗”。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写,玄武一像是苍龟巨蛇。“真容”即人形,“身长丈余,端严妙相,披发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带,腕剑跣足,顶有圆光,结带飞绕……”这些服饰对我影响特别大,那一身武将装扮确实挺有威慑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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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像左边的玻璃木框内,有好多位神,我记得曾问过许多次,外祖母也告诉过我许多次,但我始终没记住。我使劲回忆,又专门打电话问年至七旬的大哥,他也是只记得形象,不记得神名了。我记得那些神好像是戴清代暖帽的长者,神仙气并不太浓,是什么神呢?“二十八宿”?画上没有这么多; “六丁六甲”? “四值功曹”? “三十六天罡”r? “七十二地煞”?都像又都不像,我后来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中发现有一种为“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画面,很像。这些神的服饰形象有文有武,哪个朝代都不太明确,只是以宋明的为主,间或有不少着清装的,或许与京剧服装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民间对诸神的概括?{page_break}
这种“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年画不仅河南开封朱仙镇有,山东潍坊民间年画中也有,而且布局差不多。潍坊年画中还有一种“天地全神”,以玉皇大帝为主,共有佛、道等25位神佛,专门用作春节祭祀。现在想起来,这就是中国民众崇拜的特点,将佛、道、儒混为一体,历代服饰都可以随便用,只要是在一种大众默认的模式之内,就会被大众所认可。当然要从学术角度来说,将佛、道、儒相融的思路出现在宋代。
财神有文武之分,民间年画中专有这一题材。画中文财神为宋明文官打扮,头戴幞头或乌纱帽,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据说是商纣王的叔父比干;另一种说法是文财神为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范蠡。武财神赵公明是一虚构人物,为道教中的神明。民间供奉的神像为黑面浓须,顶盔披甲,着战袍,执铁鞭,骑黑虎。另一武财神为关公。由于关羽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三国志》中又对他详细描绘,因而关公的服饰形象是典型的古代大将的模样,只不过他不一定总是披戴盔甲,有时头上裹巾;身着铠甲外再罩一件袍。手中握着的肯定是青龙偃月刀。财神像也要每年去“请”。除夕时家里主人将财神像和大锡(各路神仙在云水间,也印在黄纸上的画像)烧掉,正月初二天不亮时有敬财神的隆重仪式。我记得,爸爸一年当中特别看重这除夕和初二两次祭神活动,除夕要沐浴理发刮须,换好新衣后拜神烧大锡;初二凌晨天还黑着时,大人就把我们都叫起来。爸爸好像一年当中的其他三百多天从未起过这么早,唯有初二。爸爸说,财神爷不喜欢懒人,因此初二一定要赶在天亮前起床。我们随大人祭祀完毕,外祖母和妈妈就会端上来油炸元宵与油炸三鲜合子……
年画给我留下一个浓缩了的过年习俗,除了这些神佛以及婴戏图以外,还有许多连环画般的戏出年画。一大幅上有多幅排列有序的小画面,顺着小画看下去,情节引入,形象迷人,真是给过年带来无限的情趣,情趣之中潜移默化地教育着人们。
年画题材多喜庆,服饰多用红而少用白,戏出题材也是很少选择悲剧气氛的。本来嘛l过年贴年画,谁不图个大吉大利,好运连年,因而装扮浓艳华丽的少妇和胖娃娃成了永久的题材,胖娃娃手里再拿着戟,举着磬,抱着瓶,托着鹌鹑,谁一看都能从美的视觉形象上体昧到“吉庆平安”。谐音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年画给予我的精神食粮太多太多,尤为重要的是,我正由此感受到浓浓的深藏在中华民众心中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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