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篇文章可谓触动了我在专利观点上的痛处，对于此分歧我深感惊讶。

　　很多企业家都站在我的立场上，认为阻碍了创新的软件专利应该废除，而我在微软、IBM和谷歌的朋友对于我的意见却非常愤怒。

　　一家大公司的高管指出，废除专利将会损害创新能力，并且阻碍国家的经济增长。(他们相信企业是创造就业和鼓励创新的主体，并声明如果没有专利，创新将得不到保护)

　　我并不确信，软件专利能使谷歌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微软或者雅虎，也不确信能使IBM的数据库超越甲骨文。但我能确信的是，大公司并不是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引发创新技术变革的主角，这个主角应该属于创业企业。所以如果在两者中进行选择，那么我会更偏向于创业企业。

　　创业企业创造了就业

　　“谁创造了就业?”

　　这是最近我请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在《商业周刊》上谈论的问题。格鲁夫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感叹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作岗位的流失。

　　我同意他对就业问题的关注，但是对于为恢复美国竞争力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建议，我却不敢苟同。

　　该建议是基于并不完善的前提，而前提就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是诸如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而不是创业企业。

　　同时我还将这个问题在通用汽车、美国国际集团以及花旗银行这些被救助企业，与正在成长的创业企业之间进行权衡。显然，这个问题现在尤为重要。

　　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已经在创造就业方面做了十分广泛的研究。考夫曼高级研究员Tim Kane分析了美国政府公布的商业动态统计资料，该资料提供了自1977年以来的就业信息。

　　通过研究这些资料发现，创业企业对于就业增长不仅仅有重要贡献，它们也是对于就业增长的唯一贡献。如果没有创业企业，美国就不会有就业数量的净增长。

　　从1977年到2005年，现存企业每年几乎失去近100万个就业岗位。相反，新兴企业在第一年平均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图1)

　　通过对公司成立年限的分析，结果更是惊人。在1992年至2005年期间，新兴企业平均每年创造的300多万个就业机会，是其他任何时间阶段创造就业人数的4倍以上。而现存公司减少的就业机会，却高于创业企业增加的就业机会。(图2)

　　实际上，有接近一半的创业企业在5年时间里就已经死掉，但总体上讲，他们仍然是增加就业岗位的主力军。

　　考夫曼基金会分析成立5年的创业企业发现，当企业成立5年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约为该企业刚成立时创造就业岗位的80%。比如说2000年，创业企业增加了309万以上的就业岗位，而到2005年，能继续活下来的公司创造的就业岗位减少至241万，这个数字大约是企业刚成立时创造就业岗位的78%。

　　因此，我们并不能指望英特尔或者微软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创业企业。

　　对于那些希望戴尔、谷歌、英特尔到当地进行本土化运营的国家或者城市来说，这些数据也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所以，这些地区应该进一步鼓励更多的创业企业，而不是已经强大的技术型公司。

　　鼓励创新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创新。苹果可以说是技术创新的典范，它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产品。当然，我们更鼓励像苹果一样的技术创新型公司，鼓励像IPOd、iTunes、iPhone和iPad这样打破游戏规则的产品。

　　显然，谷歌并不合适，因为在原有的搜索引擎和广告平台之外，它并没有其他惊世骇俗的发明。不过谷歌的确创造了一个很好的邮件系统和地图软件，但这只是附加的创新。

　　对于这个问题，IBM、惠普、微软、甲骨文和思科近段时间有创新产品吗?这些大公司不断收购创业企业，并利用自己的规模和渠道优势，扩大它们所购买的创新产品规模，而让创业企业承担风险，以证明它们的商业模式。

　　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谷歌和微软向来以它们能雇佣最有潜质的软件开发精英而自豪，而且在这两家公司获得一个职位也是难上加难。但是，当技术方面的顶尖高手加入到这些公司，他们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却远远小于自己单干。因此，在顶尖技术高手外流的基础上，将种子资金投入到创业型企业并将其收购，无异于帮了自己一个大忙。用这种方式，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创新。

　　简单来讲，如果我们需要将经济从凹槽中解救出来，就需要将所有精力放在创业型企业。比如给予它们足够的激励政策(税收优惠和种子资金)，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始实行一些公共政策，比如针对创业企业的专利保护法。

　　另外，我们也不要相信太累赘的公司就会失败，太笨拙的公司就不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