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华似水，青春如梦。童年的记忆一片朦胧，但朦胧中又有清晰的影像。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恰值新中国开国伊始。百废俱兴，人心思进。生活尽管清得像一泓秋水，但人们过起年来却有滋有味，色彩斑斓。

　　1951年冬，当我知道观察这个世界时，最先看到的也许是那挂在北方民居屋顶的大红鱼灯。过年挂鱼灯，是京津一带的风俗。只不过，天津人最讲究的是由小孩的舅舅在孩子落生后头一个除夕前购到，是不是这还有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痕?总之，它使人感到亲切温馨。

　　白皑皑的雪，红彤彤的年，吊钱儿、春联、爆竹、鱼灯，还有那馒头上的红点儿…一片猩红，辉映着我小小的红棉袄。

　　妈妈做的红棉袄，每年一件。她总要等到除夕掌灯时才许我穿。我盼呀盼，盼一年。那是大红绸子或红花布做成的对襟立领中式小棉袄，有的在边缘镶上卷毛的羊羔皮边儿，一溜儿镂空黄铜扣，闪着光，晃晃悠悠地富有动感。我别提多喜欢它了。迷茫中，红棉袄伴随着我跨越了一个个严寒的冬天，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年。

　　每当过年之前，妈妈给我试新衣时，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赶上好年头了，解放了，要不哪有这样的好日子，好心气儿。”我当时听不懂这些，也无法理解刚刚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可是妈妈无比热爱新中国，我隐隐约约能读懂她的心。于是， 一种幸福感像缕春天的阳光，照到我幼小的心灵里。妈妈为我或为家里人做过年的新衣时，我总爱蹦蹦跳跳地不离左右。稍大些，还试着拿块布头儿给我的布娃娃也缝件红袄。我也悄悄对布娃娃说“你高兴吗?新中国了，你知道吗?”布娃娃好像点点头。

　　那时，物质并不充裕，人们平时舍不得丢弃穿着的旧衣，也不肯或无力添置新衣。或许正因如此，男女老幼过年时想换身新衣的愿望才显得格外质朴，格外神圣。记得外祖母哄我时，常爱叨念着：“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子要顶新毡帽。”

　　闺女要花儿戴。我的那些小姐妹们，不管是邻居，还是表姐、姨姐，每逢过年，都会头戴红色或粉红色的绢花或红绒花。不戴花时，就会在小辫儿上系条红毛线的头绳或是系一条红绸子，红绸子系出的效果是一个立体的蝴蝶结。女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免不得比一比，看谁的最好看。年前，妈妈一定要带我去娘娘宫，宫南宫北大街上，摆满了头花和红头绳、红绸带，连杨柳青年画上的女娃娃也在抓鬏上系一根红头绳或戴一朵红花呢!街上买年货的人，来来往往，脸上都洋溢着一种祥和，一种满足。尽管我是现在才能从理念上回忆起那是新中国诞生后，人民开始建设新生活时的喜洋洋的心情，但那种气氛，那种表情，确实是那一个时代所特有的，令人难忘的。一切都那么纯朴，纯朴得像暖融融的炕头和绿莹莹的庄稼.

　　除夕的烛光，映着外祖母脑后那圆圆发髻上的聚宝盆绒花。我爱看那缀着几个光片的红绒花，就缠着外祖母讲它的来历。聚宝盆真有段美妙的故事。传说明代初年有个人叫沈富，又名万三、万山，他天清早看到有人要宰杀青蛙，就拿出身上仅有的钱买下那二十几只青蛙放生了。结果，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听到外面蛙声震天，沈万三出门一看，数十只青蛙簇拥着一个瓦盆来感谢他。青蛙放下盆跳走了。沈万三将盆拿回家来做洗脸盆用。谁知有一天他妻子不小心将手镯掉进盆里，盆里竟生出满满的盆银镯。后来，盆里的财宝取不尽，用不完，沈万三也成了富翁，曾出资来修南京城。我饶有兴致地缠着外祖母接着讲，我爱昕那些永远讲不完的古老的传说。

　　除了聚宝盆形红绒花外，其他绒绢花我也爱。我常站在那卖花的小摊前说什么也不走，看够了，还要缠着妈妈给我买，“喜鹊登梅”的、“喜在眼前”的，还有每生生肖与聚宝盆在一起的， 朵一朵，一串一串，我都爱。

　　天津人过年还有不少忌讳。父兄们不管年前多忙，也要抽出时间去理发，唯恐“正月里剃头死舅舅”。已近大年三十的黄昏，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匆匆忙忙去买双新鞋，“穿新鞋，走新路”嘛，况且正月里买鞋，唯恐给新的一年带来“邪”。

　　记得有一年，我的红棉袄被鞭炮烧破了一个洞，我哭了。老人们叮嘱我 “大过年的，不许哭!”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委屈的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我心爱的红棉袄，平白无故烧了一个洞，那洞差不多是个圆形，黑糊的圆边中露出白棉花。我心疼地落泪，要知道那是多么让小伙伴们羡慕的红棉袄啊!妈妈找来一块裁衣时剪下的布块，小心翼翼地贴进去缝上。黑糊边和白棉花见不到了，但是排列的短短的棉线还是留下了修补过的痕迹。我当时不懂得“慈母手中线”的珍贵，更难体味到“密密缝”的深情和伟大的母爱。我只是遗憾地抚摸着我的红棉袄，只知道烧破了就再也无法还原。

　　有几次过年前，爸爸还会买来一包红毛线。妈妈在做红棉袄的同时，还会再给我织一身红毛衣、毛裤。最好看的毛衣是种翻领式样，领前有个开口，开口两边各有三个孔眼，然后穿过一条编成辫子似的三股红毛线，毛线绳的两个端头是两个绒乎乎的毛线球。我记得妈妈是用毛线在个方形的厚纸板上绕十字。到一定厚度时，两边十字交叉处系一结，再从纸板四个边用刀割开毛线，经过修剪便成了两个绒球。

　　不光我穿红棉袄、红毛衣，我的那些小姐妹们，也都是过年一件红棉袄，只不过她们的棉袄不如我妈妈的话儿细。我妈妈特聪慧，手特巧，不仅识文断字，张口唐诗宋词，说起来都是哪朝哪代谁谁谁如何说，而且制作工艺

　　非常精到。我的红毛衣上还有妈妈用彩色毛线缝缀的图案，我的红棉袄上不但翻卷着洁白的羊羔皮边儿，甚至连疙瘩袢儿的盘结上都有讲究。我记得有一件红花棉袄，妈妈盘的黑绒扣中间用这块布料包了一个圆纽扣，每个圆圆的布包扣上都是在布料上选取的对称的花朵。

　　爸爸说，过年时最爱看家里炕上坐一个一身红的闺女，我作为两个哥哥(秃小子)下面唯一的一个女孩儿，给家里带来了更多的年味儿。

　　我长大后研究民俗才发现，虽然说中国各民族中尤其是汉族爱穿红衣，实际上天津女性尤为甚。模模糊糊地记得，外祖母常对我讲，天后宫的娘娘就穿红，穿红吉庆，大吉大利。我小肘候就受到民俗文化的熏陶，其实有关天后娘娘的资料直至40岁才正式读到。

　　《临安志》中写道“林氏女能乘席渡海，著朱衣飞翻海上。”林默是福建莆田人，生活年代是北宋建隆至雍熙年间，据说她常在海上救人，人们记住她穿着红衣。她就是南方人尊称的妈祖，北方人尊称的娘娘。津门学者冯文洵所写的《丙寅天津竹枝词》中有：“称体衣裁一色红，满头花插颤绫绒，手提新买金鱼钵，知是来从天后宫。”

　　妈祖故乡湄州的人也讲究穿红裤，但耍上半截红，下半截黑或蓝，说是不敢完全仿效妈祖朱衣，所以世人只取一段红。看起来天津女性够彻底的，同取敬奉妈祖，保佑平安之意，但天津女性常会红袄红裤，红鞋红袜，头上红花，肩挎红包，大襟处还掖一块红手帕·

　　我印象中，过年时一片红，这才寓意吉祥。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来自民间的歌谣，来自民间的工艺，还有那些记录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服俗禁忌，混融着，缠绕着，在新中国史册刚刚展开的前几页，散发出浓浓的带有黄土味道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