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往若从秦始皇“徐福东渡”算起,约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悠久而频繁,影响广泛而深刻。
中国古代文化在东方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有文学家这样形象地表述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原来的情况像一锅豆浆,唐朝的精神是卤水,一下子将它点成了豆腐,从此有了成型的文化。”(释:潘向黎《唐朝长安》,载《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2期)服饰文化当然也是如此。和服是日本民族的传统服装,它是在依照中国唐代服装的基础上,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形成的。
对与之隔海相望的大陆文化的仿效,尤其是对比之先进很多的中国服饰的仿效成为日本服饰历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在女服方面,这种仿效不仅体现在服装的款式上,还体现在衣料的织造技术和穿着精神上。
和服,在日本被称为“吴服”或“唐衣”,从其名不难看出其与唐朝和吴越的渊源。“和服”的称呼来自近代西方人对吴服(唐衣)的误读, 但在日本卖和服的商店,一般称为吴服,少有和服的称谓。它虽然是日本民族的传统服装,但却是在中国唐代以及唐以前服装的基础上,经过日本人消化吸收演变形成的。{page_break}
从款式上看,和服一般有单层交领肌襦袢、长襦袢、和服裙、交领外罩、腰带、足衣(袜)、屐等组成。这里肌襦袢即贴身汗衫,长襦袢是穿在外罩里面的一层衣服,主要功能是保持和服能穿出平整和美观的外形,在长襦袢上还可以缝半领(衬领)以防污。和服裙长度比长襦袢一般短5厘米左右。除此之外,在正式的和服穿着中还有一些繁杂的腰饰和袖饰。它们主要有带扬、带缔、带板、带枕、伊达缔、腰纽、胸纽、比翼等。其中,单层交领肌襦袢、长襦袢就是唐女子常服中的衫与礼服中的“中单”混合而成的新品;和服就是“裳”;交领的和服外罩在敦煌莫高窟390窟隋供养人图中的贵族妇女身上也有具体的影子。
除高松冢古坟的墓道壁画之外,从平安京时代的文学作品和江户早期的浮世绘作品中,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唐女服对日本和服的影响。在《源氏物语》中有:“只见她(空蝉)身穿一件深紫色的绫子单层袍,看不清披在上面的是什么衣服。。。。(轩瑞荻)她只穿着一身白色的单层绫罗袍,外面随便地披着一件像是紫红色的上衣,腰间系着一条红色和服裙的腰带,群带以上的胸脯完全露出。”这段描写的是平安时代日本地方官夫人(空蝉)与小姐(轩瑞荻)的基本穿着,从中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和服的穿着情况。可见从材质、款式、颜色、袒露方式上唐风对日本女服的影响之巨大。
从做工上看,唐女服对日本女服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和服的用料上,和服用料有:绸、绫、罗、纱、绒、锦等,其中锦有织金锦、唐织等工艺,皆模仿唐的织造工艺。其次表现在和服的染色、起花上,和服的染色通常有夹、绞、手绘等;起花的方式有色织、双层织、刺绣等,这和唐女服的制作工艺如出一辙,而这种方法在现代和服的制作商仍被当做经典保留了下来,现代日本学者也承认:“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等高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启发。”(释:详见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卷四,三仓之概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
时至今日,和服中仍有“唐草、唐花、唐锦”等称呼。再次表现在和服的剪裁上,和服几乎全部由直线剪裁构成,也具有传统中式服装的剪裁痕迹,即以直线创造美感,这一点在深衣的剪裁上已有体现:“(永)按:深衣者,圣贤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之,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释:清 江永《深衣考误》,载《四库全书》)唐代女服虽不再像深衣那样“正幅”、“正裁”,但上衣下裳的款式特征还是完全保留了下来,这一点在和服中也有体现。最后和服的穿着效果较之西洋服装要宽松肥大,这也源自唐人尚宽肥的习惯。
传统观念认为,和服真正成型是在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也是日本的“国风时代”,它在全盘消化吸收唐文化后,形成了其独有的奢华与精致的特色,但即便如此,象征平安时代和服经典的“十二单”,仍然保有出脱于钿钗礼衣的痕迹。“十二单”是当时日本贵族妇女的礼服,一般由5——12层单层衫、袍、腰饰组成。它们是:内衬衫、裳裙,其上有单,单上加五衣,五衣上加打衣(又称板衣或红衣),打衣上加上衣,上衣上加裳,裳上还要加大腰、延腰、小腰等腰饰,最后是外罩唐衣。唐衣以紫、绯为贵。十二单不仅仅是十二层单衣,繁复的穿着加精致的佩饰,实际上更像是贵族精心准备的耀富展示,这与中晚唐的风尚相近。每一层单衣都轻薄透明,多层叠加在一起时颜色互染,倍添朦胧恍惚的美感。至此,盛唐服饰用料的奢华精良,做工的精巧、繁复、朦胧为美的精神也已成型。
和服虽由汉服发展而来,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发展岀自己的民族特色。如男服的裤子,江户时期之后女服腰带逐渐增宽到比较大的尺度,腰带鼓节移到后背并发展出种种样式,也是区别和服与汉服的主要标志。和服衣料上的纹饰等往往也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
与和服相配的发饰,如插梳、簪钗等装饰也有浓郁的唐风在其中。{page_break}
木屐是穿和服时必备的足服。木屐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异苑》记载:“介子推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树哀嗟,伐而制屐。每怀割股之功,俯视其履曰:‘悲乎!足下。’”(释:《太平御览》卷698)晋文公出国流亡19年,介子推紧紧跟随,但晋文公即位封赏时,却忘了介子推(某轩:我怎么记得看过一个版本不是这么说的呢?),介子推便与其母隐居深山。后来,文公多次请其出山,他都不肯出来,文公便放火烧山意图逼他出山,谁知介子推却宁肯枹树而亡。文公追悔莫及,用介子推所抱之树制成木屐,以示沉痛。每当他看见脚上的木屐时,总会悲叹:“悲乎!足下。”《后汉书》中也记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释:《后汉书?五行志一》)由此可见,始于春秋的木屐,东汉以后盛行,且男女老幼通用。自《后汉书》以后,木屐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不仅可以践泥防雨(释:《急就篇》颜师古注中有“屐者以木为之,而施两齿,所以践泥”之语,故可见木屐的主要功能是践泥防雨)、登山(谢公屐),在《晋书?宣帝本纪》中还有穿无齿软底木屐征战的记载:“关中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唐代吴越等地皆有妇人素足穿木屐;男子穿木屐登山、御雨践泥的记载,宋以降,明清的南方妇女,不仅雨天穿木屐,晴天也穿,且不缠足。此风所到之处,“士大夫亦皆尚屐”(释: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而中国江南人尚屐的风尚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有深切的体现。
日本木屐的起源,与中国木屐究竟有何渊源关系,没有可靠的资料以资判断。但从日本自古便将木屐写作汉字“足下”,结合介子推的典故,可以看出两国之间木屐的渊源关系。
从汉唐中日文化交流史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服饰的学习是一场由上层统治者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它伴随着日本对汉唐政治、经济等制度的学习而同时进行的,因此,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服饰本身。服饰具有区别角色、身份和地位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功能表现的尤为突出。中国的服饰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通过对汉唐服饰制度、文化的学习,不禁丰富了日本人的生活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服饰制度的学习建立和促进了日本封建化的过程,日本迅速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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