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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寨”未必是流嘢

　　皮制的靴、鞋，有人说来自西洋，其实不然。古代官员们穿着朝靴(如唐朝人所称为“吉莫靴”者)至迟也当始于隋唐吧。至于湘南人因防雨与泥而制的皮面钉鞋，料粗而工简，价廉而易穿。不过，像我们现在穿的皮鞋与皮靴的款式与某些做法，可能是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

　　本市的靴鞋作坊，在城内者多聚于双门店(今北京路中段)或惠爱中路(今中山四路、五路)，在城下(即新城)者多聚于高第街及其附近各街，在西关者多聚于上、下九路及宝华路等处。作坊通称为“山寨”，以别于皮鞋商店，前者为手工业组合，后者为贩卖的铺头，因而“山寨”可代表劳动者，而商店则代表资本家。

　　“山寨”的组织很简单：父子、兄弟、夫妻都可以合作，师徒、朋友、宗亲也可以同工、同食，即个人自立一“寨”(挂上招牌)，也能与别“寨”成旗鼓相当之局。它们并无严密的组织，招牌也常变换，但人数则甚多，盛时有万多至二万人。这些人，都是群众的“足下服务者”。

　　著名的“山寨”有：亨波、星洲、黄泗记(或作四记)、徐标记、颜成记、适足、足下安等，不下数十家，其中的亨波与徐标记最为著名。亨波的“寨主”姓陈，以制男鞋为主，徐标记则多制女鞋。他们是师徒，自然可以避免竞争。但他们的“山寨”设于西关，那里是畅销女鞋之区，所以论起来，有时徒弟反多于师傅。

　　亨波对此毫无意见，一味从鞋的款式、坚固、经济上着想，偶或因适应顾客的要求，不惜工本地细刻精雕。怎知，这事大合老爷、少爷与一班爱俏者的胃口，漂亮贵鞋，居然逐步流行起来。于是，亨波的鞋(特别是皮鞋)，往往比普通鞋贵二三成，多者至一倍以上，仍每有供不应求之状。

　　“强将手下无弱兵”，徐标记也赶得上师傅的脚步：便鞋与皮鞋精制为主，要做到“工巧面料美”的田地，这么一来，陈、徐俩师徒的制品，就称霸于广州城关内外，蔓布于各乡、各县、各埠、甚至向国外进军了呢!

　　这两个“山寨”有此等佳品，自然为鞋店收购的对象。不论下九路的鹤鸣、美斯、足安斋、吴志记，或是高第街的北京、美新、建新、如英、万章、培正、冯式记等，都争着向这对师徒定货。一般是货到款清，有时且可先行支款，以免好货落他号之手。但亨波与标记，往往不计较收款的迟早，甚至一到年节(端午、中秋、冬至)找数不清，可延到年底，如店家有困难，也可再延至开春才结账。如此，这两“山寨”的声名更盛，其范围亦日见扩展。初时只偶然添之两个工友，以后就经常有十数个人作“寨主”的伙伴，时时一起在灯下赶工了。但算盘精密的商人，只对亨波师徒客气，对一般“山寨”挑剔极多：鞋底欠结实，鞋面欠光滑，上线偶未平整，里垫未稳贴，或周边略觉粗糙，小则指摘，大则退回。还有交货之后，不即付款或先付一部分现款，其他须俟货卖出后再付。这样地把工人的成本变成自己赚钱的根基，自必引起工人很大的反感了。

　　结果使“山寨”干脆自行卖货，甚至专人下乡推销，把制者与用者的距离缩短，把中间剥削者的利润也收回了。商人于此，也一边自设作坊，一边也逐渐依期付款，不敢欺人太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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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制皮鞋最有价值

　　从前工人做鞋，全靠手艺并无机器可凭。国外的鞋厂，有机制皮鞋可以节省时间，却多花了材料，而工夫反不如手制者的细致。因而，不管由南洋或美、澳、非等洲华侨带回来的皮鞋，或留学生由欧洲带回来的皮鞋只合自用或作赠品，送上市场总不受欢迎。

　　抗日战争前，捷克的鞋厂曾派人来穗推销，把价钱定得比市面略低(每对约毫洋5元)，且许承批的店家赊购。但销路不佳，以后即不再见其踪迹了，这是机制鞋不如手制鞋的实例。

　　本市有间“革履医院”(设于中山五路与广大路口交界面)，以机器修鞋，因其迅速而新颖，又兼可安坐擦鞋而看书报，故生意不差。但该“医院”所制的皮鞋，大致以供展览为常，出售可很少见，这又是机制鞋不易夺取手制鞋位置之一例。

　　自清末以来，机制皮鞋在穗市的大小商店里，绝不能与手制皮鞋对抗。因之，就成了一面倒之势。那么，手制皮鞋有何优于机制皮鞋之处呢?

　　第一，手制皮鞋好穿。它轻灵而软贴，上了脚，使人有紧凑而不迫束之感，它似乎透过袜子，与皮肤打成一片了。但机制鞋的底子很厚重，所用猪皮的量太多，硬的顶脚，上脚有累赘之嫌，无软和之乐。

　　第二，它耐穿，且易补。一双鞋可穿两三年或四五年，破了好拾掇，不似机制的，一破就有增无减地向近处伸延，且难于补。原因在于手制鞋上线钻孔小，所用的线都用白蜡抹过，工人扯线时，口咬而手抽，时时因用力过度弄得一头热汗。这就是每个线几都被白蜡封结，而雨水与泥沙极难侵入，因之鞋的组织被严密地保护着，而不易损坏。不幸鞋踏穿了孔，或被利器割断了线，以手工补手工，就好着力。但是，机制皮鞋穿线处孔大，线外的空隙多，平时积灰尘，远行入沙土，雨天透水渍，自然易坏。修补时，因为内部疏松，穿线又难于缜密，这样，其寿命就会短于手制鞋(大致不过可穿两年)。

　　第三，它价廉，由于用料少，又无转运之费或关税之加(指解放前而言);所以每对中等皮鞋，约五六元就能买到，较好者十元左右就行。至于特等货，有达二三十元的，那是皮鞋里的贵族，不能与大众化的制品相提并论。但即使这么高的价钱，比同价的洋货也多了耐用与好穿的优点!要不，陈亨波与徐标记的成品，怎的会价虽贵而仍供不应求呢!机制皮鞋虽然起货快，国际的鞋样变化多，但是，尚不足与手制鞋的上述优点相等。结果机制皮鞋总处劣势。

　　业内还尚存一件轶事，清朝光绪年间，本市黄埔的新洲乡平安里，有个补鞋工人刘宝煊，以“世界难捞”为由而远走美国。在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落脚。起初以修鞋为生，后来见制鞋的废料几乎俯拾皆是，便以最低价购得制成皮鞋应市。因成本很轻，售价自低，销出甚易。几年之间，已拥有了一间小铺子，以补鞋为名而制鞋为实。又过了几年，除了能赡养国内的家属外，还可筹措足够的旅费，又花钱办好护照，使其子前往助其经营商务了。即就是说，刘氏父子手制皮鞋，已胜于自称“机器国度”的美利坚出品了。

　　这种废料做的手制皮鞋，不独受美国人的欢迎，在伦敦的展览会上，亦大受欢迎，获得奖项。到今天，我们的手制皮鞋，比以前更畅销于国外，为政府赚取了大量的外汇。看来这项手工业，真是源远流长，前程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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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瑙巷内漆皮业

　　皮革业中漆皮也有其光辉的历史。民国初年由外洋传入穗市后，即有人仿造，因不得其法，未获成就。“五四”运动时期，有个台山华侨黄石，由新加坡归来，即有志于此，几经试验，制造成功。他住在惠爱西路(今中山六路)的玛瑙巷，日夜门庭如市，着实羡煞了革制手工业中人。

　　昔谚有云：“利之所在，众必趋之”，何况这是一本十利的好生意呢!以濠畔街、高第街、靖海路为重心的本业工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搞了一通。结局是赶上了黄石的制品，拉低了价钱，也还可一本万利。

　　漆皮的制法，简括地说，首先找好细嫩的黄牛皮，经认真刮光后，跟着就加上漆亮的桐油。至于漆皮的颜色，有红、紫、黑、绿等类，事前与桐油掺合，然后一起刷在皮上。

　　开头，每刷一次油色，非有七八天不能干透，因而起货困难，成本重滞，对制者与卖者，均极不便。此后，改进做法，刷油讲究轻、匀、捷，晾皮地取宽、爽、通;所用之刷，特制毛长而软滑者，阔至一尺左右，以期做到数挥而就(指对一张牛皮而言)的地步。于是，时间由七天减至四天，再减至两天，其实有24小时，便可完成了。

　　回忆漆皮始出时，鞋店先试用，因购用者多而效果好，箱、箧、手提袋方面，也受感染。跟着是把洋皮逐渐挤开，并部分压小了土皮的位置。漆皮最盛时，占皮鞋业的七成以上，此时使入口的皮难找出路。更进一步，以其价廉，且能外输于港澳市场，略与洋漆皮较量一下呢!在抗日战争期间，因桐油的来源奇缺，细嫩的黄牛皮亦较少，使漆皮生产一度停顿下来。日寇投降后，漆皮又陆续出现，而技术不过关，用不上一年，就会见裂痕，轻微者小如发丝，严重者直至脱壳。皮鞋如此，其他如箱、箧等亦然。同时，来路的玻璃手袋、玻璃皮夹、玻璃裤带之类的漆皮制品，却充斥于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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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海路上“和泰成”

　　阳江皮箱，始创于粤南的阳江县(清末置阳江直隶州)。当地最老的字号(专做这类皮箱的)，为“老义和”，大约开业于“鸦片战争”前后，距今已有百多年了。该县操此业者，约十余家;最大的字号，其招牌为“广泰成”，用工人三四十人，每年营业数，可达六七万元(白银毫洋计)之数，广泰成在穗市有分号，叫“和泰成”，设于靖海路，用工友十余人，生意甚旺，但因漆料的使用关系(阳江地暖易干)，其成品由阳江总店传来的为多。

　　这种皮箱的特点在紧密，一打开盖便能引起一阵风，有如汽水开瓶时的情景。它以深、广、长出色，利于收装皮毛及丝棉、呢绒等衣物。从前，穿宽袍大袖的官僚、绅士、富商等，对它是十分喜用的。所以，作该州直辖州的正堂及其所属官员，离任时总爱买数只，以便“捆裁而厘”，或带到省城送上官与亲友，以后因穗市也有出品，馈赠者也就地取材，不必远道携带了。

　　穗市的阳江皮箱店，以“和泰成”为大，多义和、江安栈、顺兴等次之。该行的据点在靖海路、太平南及广卫路。所营皮箱，除销往本省各县外，也常运到香港去，与皮箧、西贡(洋式大型衣箱)及一般箱笼争市场。

　　据和泰成的老师傅说：首先选取坚实的杉板，刨好并钉好箱体后，用紫梗(中药紫草之梗)磨成粉末，糊于箱板夹缝处，涂上油(漆的沉淀部分)，这是它的头道工序。其次，将钉好且已上油的箱子加底皮(一般用水牛皮)与里皮，切作密缝。再次，加面皮(用黄牛皮)，四角与四脚增包扎，以作护卫。这项也有人免去的。复次，施油漆(用两湖、闽、浙出品，或用越南输入者)而隔湿。最后，加两耳以便提携，安锁孔以资封闭，钉铜钮于角及脚以作支承，而大功告成。

　　皮箱最重要的是密实。因而，木取其坚，接合处空隙必填，盖与身相处，叫“子口”，视箱之大小，由寸余至二三寸不等，关上时，应达“其间不能突一发”的程度。这才可使箱内外隔绝，湿气自极难侵入。于是，用此等皮箱收藏衣服者，每年一晒，即可不被霉坏，箱内略放樟脑丸，即可不被虫蛀。幅度由尺二、尺四、尺六、尺八、二尺至二尺八不等，特制者达三尺以上，而以尺八及二尺者为常(均旧排尺计算)。这种常码货，每只以白银毫仔计，约10元至12元，其不用反青而用皮囊(或作“皮瓤”)者，价可减半。这是指抗日战争前未改币(以纸币化白银而不准用双币)时而言，至陈济棠时期以加二纸币收白银时，它的价值，自然跟着提高了。

　　除皮箱外，有皮枕与枕箱应市，亦以“阳江”挂衔，而多出于本市。皮枕为畅销货，每对由四五元至七八元不等;其幅度，少者至六寸、大者至尺余。它与皮箱一样，亦销往港、澳一带。此行工友，月入约三四十元，每天工作达9小时以上，除年、节有几天休息外，没有星期假，因病停工，也会停薪。年终双薪与花红、奖金，一般都没有，偶得之者，为老板的“恩施”，而且以后也不能为例。

　　但老板的利润却很高，普通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月中做3000元生意，即可养30个工友，兼租金与日常开支，生意做上五六千，纯利便有千元以上了。像“和泰成”，职工与老板凡十余人，每月营业如以五千元计，则老板的纯利润当在1200元至1300元以上，这是好几个勤俭的熟练工人经年才能有的积蓄啊!劳资间的收入之差，从此可知。但该号的老板却常以“本小利微”自诩。

　　再说阳江有个民歌，唱着州官大买箱，商人大赚钱的故事，歌词云：

　　一个州官十只箱，

　　箱箱装满靓衣裳;

　　装箱官员眉目笑，

　　卖箱老板饱荷囊。

　　这说的多是三尺长上下的大皮箱，每只要卖约四五十元的。州官离任时金银盈箧，自然不计较皮箱的价值之高，而老板一笔可做几百元的大生意，纯利可达200元左右，哪有不乐其荷包饱胀之理!此一民歌，说出了当时贪官与贪商间的需求关系，也指明了老板利润之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