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未来路一大型商场一、二楼挂出出租转让牌的服装店铺有24家，其中不乏位于优质地段的旺铺，以及知名品牌店铺。关于出租转让原因不尽相同，有称“家在外地，老婆一个人照顾孩子忙不过来”，有称“结婚怀孕没法照顾店里生意”。其中一家女装店的玻璃门底部“开业八折”的海报还没来得及撤下，上方便挂出了“全店清仓处理”的红色横幅，出租方解释称，店主只经营了约3个月，主要目的是清仓冬装。

　　与上述商铺境遇不同，下面走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状况。

　　二七路某商场和大上海城商铺均在正常营业，招商部工作人员称：“没有现成的空商铺。”锦荣商贸城一层人流如织，过道上进货的人摩肩接踵，想要通过基本靠“挤”。“现在商铺很紧缺，几乎没空着的。2010~2012年更火爆，几乎是一铺难求，一家走了，商户排着队抢，竞相加钱求租。”锦荣商贸城商户及市场方称。

　　同样是卖服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这和每个商场的经营模式不同有关。未来路那家大型商场走的是商业地产租赁的形式。二七路某商场是扣点+保底的商场百货形式，不可能允许商铺空置，商家入驻要求很严苛，得看你的品牌是否符合上柜要求、消费群体定位，另外还有末位淘汰制。”业内人士称，“郑州火车站商圈服装市场积淀多年，客流稳定，服装生意又是刚需，所以不会出现关店潮。”

　　但不可否认，从业逾十年的郑州世贸购物中心某大型批发商户史玉军(应被采访者要求为化名)称，关店现象确实存在，多集中在沿街门店，“这属于行业正常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淘汰，但近期死亡的比新开的店铺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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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如今被热烈讨论的独立设计师相比，深圳这些早年诞生的时装品牌草根气息更浓。1997年，赵卉洲把她在深圳开的第一家女装店选在华强北的新大好商场。没有任何留学背景，从一个拥挤的小店开始做起，赵卉洲的公司“艺之卉”旗下现在有了艺之卉、HUI和SOFA三个品牌。

　　而如果你仔细盘点一下在深圳起家的这些女装品牌，会发现它们出奇一致地针对成熟女性市场，用行话来说，都是“大女装”。去商场的成熟女装层转一圈，相当部分的品牌都是来自深圳。

　　“深圳的品牌之所以现在都是大女装，是因为都是十几年前将近二十年前创造的品牌，然后，随着消费群体一天一天的成熟，跟着一起成长了。”赵卉洲对说。

　　换而言之，深圳早期的女装品牌在挖掘新市场上多少存在问题，品牌正在不断老化。但赵卉洲发现，和10年前的40岁女性相比，新一批40岁的女性无论在视野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有了巨大变化。这些品牌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尴尬。

　　但对于都集中在成熟女装，赵卉洲同时又认为有其合理性，“年轻人的消费力很多时候是欠缺的，高端消费还是在相对成熟的年龄段，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市场相对比较成熟。”

　　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设计系学生从国外毕业回国成立个人品牌、独立设计师这个概念变得愈发炙手可热、各式的买手店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之后，表象上看热闹的仿佛只有北京和上海，深圳似乎置身事外。

　　深圳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今年4月，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承办的第一届深圳时装周。但这个由政府主导的时装周举办时间从最初计划的11月再三改动到4月，在撞期的上海时装周锋芒之下，深圳时装周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更加显眼。

　　“上海时装周的定位很明确，就是你看得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都是新锐设计师、独立设计师的发布秀。这次深圳时装周也有独立设计师品牌，但由于商业品牌太强大，把它们淹没了。”赵卉洲说。

　　深圳没有在热闹的风口浪尖上，在赵卉洲看来，也是因为独立设计师聚集在相对集中的城市，不可能遍地开花，因为它本身就小众。而且会去追从这些买手店或者新锐设计师店的消费人群是很个性的一群人，而他们目前还是比较集中在北京、上海。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深圳的购买力其实非常强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和胡润的调查，2014年深圳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9万元人民币，千万富豪的人数在5万名左右，两项数据都在上海和北京之后，排名第三。和文化观念有关，广东人更倾向于把钱花在吃而非穿着之上，但深圳是座移民城市，广东人的比例并不高。

　　而实际上，深圳并不缺乏独立设计师品牌，比如由设计师组合朱威特和林潇馨于2012年共同创立的Vmajor就是其中之一。两人于2006年分别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的女装设计系和坎布威尔学院(Camberwell College of Art)的视觉传播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