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江，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副主任，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作为武汉市最早一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他和团队坚守在医院已达60多个日日夜夜，没有迈进家门一步。

“看到患者出院的时候最开心。”3月9日，王晓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如今管理的病区已连续半个月都有空床，说明治愈率不断提高，“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

王晓江。资料图

紧张：我的同事被感染了

今年1月初，王晓江所在的科室，多了一些不明发热的病人。

王晓江的门诊，一上午需要接诊患者70余人，“比日常的门诊量大，但也不全是发热病人，还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王晓江说，当时社会都还没太关注这个事情。

因为此时正是流感季节，流感病人也较多，每日有一些发热病人并不奇怪。“当时我们想可能是流感引起的，还没什么特别的感受，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传染性。”

不过医院还是很谨慎，很快设立了隔离病房，把发热的患者分流到发热门诊就诊。上门诊时，医护人员被要求戴上口罩，“但那时对疫情完全没有认识，我们早期戴的是普通医用口罩。”王晓江说，医务人员大都穿的普通蓝色外科手术衣，一般查完房就脱掉。此时结合医院强调的做好手卫生、勤洗手，这些防护，大家都以为够了。“真没想到这个疾病传染性那么强。”

王晓江和同事们真正警觉起来是在1月9日前后。

“当时科室有6个同事先后出现发热症状，我们马上给他们做CT，发现肺部都呈现磨玻璃状。我们就高度怀疑是近期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王晓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道。

医院领导更加重视起来，再度开辟单独的隔离病房，并把出现症状的医务人员全部集中隔离，进行对症治疗。此外，要求在一线门诊科室的医护人员在接诊时穿上隔离服、戴上N95口罩进行全面防护。

与此同时，医院还开始进行全院大排查。一方面是对一线的医护人员逐一CT排查，另一方面启动对病人的排查：已住院病人如果发现肺部病变，马上转到呼吸科隔离区或在原病区调整床位，进行单间隔离治疗；对新问诊的病人，凡是发热的均要看发热门诊，凡是要住院的必做肺部CT筛查。

“这样做既是对医务人员负责，也是对其他的病人负责。”王晓江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位患者前一天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第二天就被转到隔离病区。还有一位腿骨折的患者刚入院还没做手术就被检查出肺部有问题，我们也是先给他打石膏固定后立即就转到隔离病区。”

此时的王晓江自己也有点紧张了，“我是1月11日做的CT检查,有点紧张和担心，毕竟有同事被感染。”王晓江说，且这个疾病还有一个潜伏期，即使当下结果没问题，之后也不好说。

好在王晓江“逃过一劫”，拿到没被感染的CT结果时，他长舒一口气，但很快，又陷入了对同事们的担忧。此时，科室已有同事被感染，王晓江和另外一位未被感染的科室副主任李发久，担当起带领全科室承担救治患者的重任。

压力：临危受命的考验

此后一段时期是最忙碌的。

王晓江、李发久二人24小时都待在医院，没有离开过半刻，每隔三四天就得上一个24小时的班，最长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过觉。

“白天一方面密切关注呼吸科重症病房病人的情况，一方面统筹全院大排查的工作，晚上十一二点稍微空闲一点还要参与医院领导层的会议，从呼吸科专业的角度为医院制定方案政策出谋献策。”王晓江说，面对新接手的科室管理工作，还得统筹。

当时，一些医生护士的心理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些医护人员年龄较小、经验不足，特别是部分90后、00后护士更需重点关注。“每天交班，会做半小时心理疏导，并把防护工作作为硬性要求。也会强调医生的职业道德，此时不能退缩。”在进行心理干预的同时，王晓江也从排班制度上改善同事们的心理状况，劳逸结合，医护人员轮流进入隔离区工作。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军心渐渐稳定，为后期迎接定点门诊工作的考验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室加入“抗疫”第一线，王晓江还要当好“培训员”。每新开一个科室，要配合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完成培训工作。并在具体诊疗流程和疾病科普上，对其他科室进行培训。

“那时没时间感到紧张恐惧。”王晓江说，满脑子里转的都是日常运转的事情，连自己在医院附近预定的酒店都没有时间去住，直接住在了医院。

无力：医者不是万能的

前期对病人的检查判断与筛查成为重中之重，也是对王晓江最大的考验。“放在平时的话，普通疾病没有传染性，病情也允许我有再观察的时间。但这个时候一旦判断错了，把普通患者收到隔离病房或者是一个被感染的患者没诊断出来，疫情都将往更糟的方向发展。”

那段时间，王晓江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更高了。血常规、C反蛋白、甲流、乙流、肺部CT等检查一个不能少，还要现场观察患者、详细询问病史、发热的情况。如果病人之前在这里做过相关检查，王晓江还会通过系统将病人之前的CT结果调出来，确定时间、性别、年龄、姓名是吻合的，经过认真对比最终给出诊断结果，王晓江坦言：“当时压力特别大。”

“必须严格把关，不把关就是对一个个生命的不负责任。”王晓江深知肩上的重担，但与此同时当死亡真的迫近时，王晓江又会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无力：“能够插管能够上呼吸机的患者我们都会尽量救，但是有些确实无能为力。”

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物，“相当于医生帮患者渡难关，只能扶着他走，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支撑力量，也是心理上的安慰和扶持。”王晓江说，当时，医生想打仗却没有武器，没有办法。

疫情不断发展，王晓江的手机有一段时间天天被“打爆”。

“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求助信息，大多数是希望找到床位。”王晓江不记得每天有多少求助信息，但因会诊、有病人求助等因素，他当月电话费从168元涨到600多元。

“但那时确实没有床位，且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也不能私自把哪个病人收进来，那时候内心觉得十分无力，因为没有足够的床位去救治患者。”在救治工作之余，王晓江只能义务当起远程医生，求助过来的患者，他问诊后分类给出治疗意见，对于确实重症的患者会帮他们登记在医院指挥部，以便有床位时第一时间通知病人过来。

镇定：为救治生命尽全力

团队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并针对需要的患者进行气管插管。“我们没有负压病房，但顾不上会不会被感染，只想救人。”

救回病危的患者，让王晓江觉得深深的满足。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44岁的环卫工人。“送到医院时他的双肺已经花白，此前已经高烧一个多星期，我们立刻给他上了呼吸机。当时他的家人在一旁望着他，看着他痛苦、焦虑、难过，情绪一度失控。”王晓江说，“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治疗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病人及家属的心理状态。除了常规治疗之外，还给予了很多心理的支持和鼓励。病人自己都失去信心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王晓江意识到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病人及家属的情绪，然后采取积极的治疗方式。

后来，在积极的治疗与营养支撑的作用下，病人逐渐好转最后成功治愈出院，那一刻，王晓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日常工作中，院内的专家组成员，包括各个科室主任会把重症病人、疑难病人资料调取出来，进行联合会诊，“对这些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必须要慎重认真，一度因为床位实在有限，一些重症患者没法收治进病房，我们也会提出来讨论，给出一些治疗的方案。”王晓江说，会诊制度至今都还在执行。

2月下旬，随着“床等人”的疫情防控措施完成后，武汉市每日新增确诊患者数量大幅下降。“两个星期前，我们开始出现空床。”王晓江说，一部分病人通过治疗好转了，“感到很高兴，这也说明疫情得到控制，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们的压力大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