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广州是对近现代中国服装文化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相信多数人不会有异议。其实广州人对服装的热情绝不是在过去百年间才出现，炎热潮湿的气候不仅让广州先民们必须在服装设计上面发挥高超创意，而且丰富的物产也让他们在服装材料的选择上更加游刃有余和富有想象力。

　　南越王墓出土

　　世界最早印花版

　　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是广州古代服装史的重大发现。有一段时间在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即南越国没有丝织品。这种说法的一个论据是：汉文帝派大夫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赐给赵佗100多件不同质地的丝锦衣服。此外，虽然之前在广州等地出土过一些丝织品，但因岭南土壤含酸量高，丝织品在墓中都腐朽碳化，无法考据是南越国产的还是外地输入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和品类不亚于以此著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虽然已经全部碳化，但经过专家的认真加固和科学检测，丝织物的组织和印染的花纹也可分辨清楚。它们种类丰富，工艺精湛。原料、色泽、图案和工艺技术等有很大一部分与中原同期织物相似，但也有一些中原未见，很可能是本地织造。

　　专家指出，从出土的超细绢、云母砑光绢、黑油绢来看，南越国的缫丝、织造等工艺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纱图案面积稍大，但图形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图案基本一致。西耳室出土的两件珍贵的青铜印花凸版，是世界最早的彩色套印版模，在科学技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印版是公元七世纪出现的，南越王墓印版的发现将这个时间提前了六七百年。

　　著名考古、文博专家麦英豪和黎金指出，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丝织品种类十分丰富，包括不下100匹的原匹织物，数量巨大、用来包裹铜器、玉石器、铁器的丝绢，编织而成的绶带和组带，用来穿系器物，比如铜镜、玉璧、玉佩饰等。其中属于平纹织物的有绢和纱，属于纱罗组织的有绉纱、罗，属于重经组织的有素色锦、朱黑二色锦、绒圈锦等。

　　在这座汉代大墓中，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约500枚钢针，长度在5.5～7厘米之间，分粗、细两种，前者约300枚，后者约200枚。由之可以想见当时缝纫技术的进步程度。

　　苎麻制“入筒细布”太贵重

　　宋武帝下令禁止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的纺织业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在北方农民们仍旧普遍种植大麻作为纺织原料之时，他们的南方同行则进行了更加有想象力的探索。

　　根据《岭南科学技术史》的记载，这时期岭南地区的主要纺织原料之一，是苎麻和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使用苎麻这一当代纺织工业中仍广泛使用的原料的记载。到南朝刘宋时，广州已经能够用苎麻中特别洁白细长者织成精丽无比的“入筒细布”。这种布极为轻薄，一端八丈可卷入小竹筒尚有余地。由于织造此种精细华贵的布太费工费料，导致宋武帝亲自下令禁止生产：“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不过这位皇帝并没有禁止苎麻的生产。

　　关于棉花的种植，早在古书《禹贡》中就有扬州(包括今广东、海南岛等)的贡品中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的记载。有研究者指出，“南夷木绵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也就是说“织贝”就是“吉贝”，而“吉贝”则是梵语“Karpasi”的音译，意指棉花。因此有可能在先秦时期海南岛等岭南之地便有了棉花的种植。到了三国时期，更多的人在著作中提到了用“丝布”、“古贝木”或“吉贝”、“木绵”织造的“五色斑布”。专家指出，中国古籍中提到的“木绵”有两个含义，一指攀枝花，也就是如今广州街头常见的木棉树，二指棉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岭南种植的都是多年生木本木棉。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开始培育一年生草本棉。

　　“环保”材料古已有之

　　芭蕉叶从锅煮发展至灰炼

　　今天的广州人生活讲究自然、环保、绿色，各种自然材料织物，如竹纤维、木纤维织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殊不知早在近2000年前的东汉和魏晋时期，这些“绿色织物”便已经大行其道。

　　东汉初年杨孚在《异物志》中就记载：“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绩”;三国时候的吴国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晋人郭义恭在《广志》中，也记载了这一时期岭南人民利用“蕉茎纤维”纺织的情形，例如前者就称：“甘蕉草类……其茎如芋，取灰以炼之，可以纺织。”所不同的是，东汉时处理甘蕉皮脱胶的方法是煮，而到三国时已经发展为灰炼，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草木灰里含有碱，草木灰入水浸泡蕉茎皮比锅煮更易脱胶而且节省能源，还可以得到更好的蕉纤维。直到清代，广西各地蕉茎脱胶所采用的方法仍旧是这种灰炼法。

　　至于竹织品，早在晋人的书中就有许多记载，方法包括“槌浸”、“灰煮”等，而且工艺精良，“其精者如縠(有皱纹的纱)焉”。此外当时广州一带的先民还采用某些树皮纤维来织布。

　　汉代广州人着装

　　多“宽袍大袖”{page_break}

　　古代广州人的服装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风格特点，而且历代不间断的民族往来，也让各种民族服装在这个舞台上交相辉映。仅以现在重新流行的“汉服”来看，就已经呈现出极为多样的变化和鲜明的阶层特点，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服装文化。

　　古代人平时穿的服装，对汉人男子而言主要是穿上衣下裳组成的长袍，称为“深衣”，女子也穿深衣，但下身着裙，贴身的单衣(衫)是没有衬里的。这类衣服宽松舒适，又称“宽袍大袖”，衣襟(裾)由左向右复绕(胡服是向左的，所谓“披发左衽”)，在岭南两汉墓中出土的木俑、铜俑、陶俑和玉舞人中，可以窥见当时服装之一斑。虽然很多俑的彩绘或者身着的衣物已经湮灭朽坏，但仍能从体态中推知他们穿的应当是“深衣”。广州汉墓出土的陶俑包括上身披纱、下着宽裙、腰间束带、头上缠巾的女性侍俑;体态肥胖、裸体无衣或者仅着无袖单衫和短裤的托灯俑;身着交襟长裙、跪坐击节的乐俑;身着长袖上衣，下束喇叭形花裙的舞蹈俑等。

　　广大的劳动者们，主要是上穿短袖褐衣，下着短裤，南越王墓屏风转角的铜力士俑即为典型。汉代还有一种短裤叫做“犊鼻裈”，类似今天的三角裤，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自着犊鼻裈”与妻子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故事是历史佳话。

　　而当时土著越人的衣着，时人也有断发文身，短衣短裤的记载，这自然是出于便于涉水行船的需要。不过至今在两汉时期的广州考古中还没有发现越人服装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