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地域文化杂糅的整体，中国商业也是多种商业文化杂糅的整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文化酿造一种商业特性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看每个地方群体商人的商业特征，是避免人们在商场水土不服的良药。 而且，向北京商人学智慧，向江浙商人学勤奋，向上海商人学精明，向四川商人学超脱，向广东商人学信任，向山西商人学专注，向东北商人学快意，真是在中国做商人的乐事。 践行江浙 江浙商人的特点是动。 江浙商人的第一个动是善于随时随地地行动，而且是有合力的行动。现在经济界正在仔细研究的集群经济的首创者就是江浙商人。一个镇的商人一起干一件事，全世界别的地方都不用做了。 江浙商人的第二个动是流动，而且是没有禁忌之地的流动。有商业的地方就有江浙人，也许在全球都是适用的。 他们不崇尚权力但崇尚规则，就像水不对抗山一样。他们不天马行空夸夸其谈，而是集腋成裘、积少成多，精心自己的产业。由于受到“大道无术”和“无为而治”的影响，江浙的企业家大多不会关心“天下事”，也不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文人或思想家，他们只潜心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 江浙商人的胆子不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很难做出什么惊心动魄的决策，没看准的事是不会轻易去碰的。但这种冒险精神的欠缺可以用吃苦来弥补，“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讲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这便是他们的成功法则。 自在蜀商 鸟是古蜀人的崇拜图腾，蜀字据称为鸟字变异而来。 “鸟人”不好听，但的确是很形象的，可以概括四川人。 四川人像鸟一样崇尚自由，像鸟一样喜欢聚在一起快乐，像鸟一样没有禁区。四川人胆子大，什么事都敢做，这也许正是巫文化中对魔力和巫术信仰的后遗症。 四川人骨子里休闲，平日里走路都会迈着方步;小富即安，然而却偏偏盛产“富翁”;四川人喜欢虚张声势，有着闻名的“假打”文化。然而，四川的企业家却大多低调。 四川商人的为人和管理也非常人性化，部门经理和员工一起谈工作到洗脚房去，一个钟过后，足底舒服了，工作也顺畅了。这是一个四川朋友真实的管理体验。 古道晋商 重情守信是晋商一贯的特色。古并州地处盆地，屏蔽了外来的喧嚣，也保留了优秀的传统。 中国清朝的金融中心在山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晋商的诚信本色。 如今的晋商，重友情，重信用，树口碑。而他们做的买卖已经不是金银成色，而是老天赐与的优厚自然资源―――煤炭、钢铁和有色金属。太原的大餐馆也许是中国城市中上座率最高的餐馆。商业聚会、朋友聚会、家族聚会非常频繁。友情和商业在山西交汇得非常好;其实更深层的一面是，晋商把儒道和商道也结合得很好。 儒道与商道，一直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耻于言利的，会引用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和董仲舒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等古训;主张义利并举的，又常会在脑海中闪现《论语》中的只言片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其实儒学只不过是一张“万能膏药”，如果政治需要，便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奇功效;如果经济要发展了，又会发生“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的怪事! 晋商在守儒道的另一面是认死理，认定的一件事，就一辈子干到底。即使是最脏的挖煤，也不会三心二意，有了钱就去搞地产和金融。 精明沪商 上海的地域文化是典型的弄堂文化。上海人的口头禅是“拎得清”，也就是算得明白。这也是为什么上海本地商业人士多是给别人打工，自己创业很少的原因。 企业家对于很多事都不是拎清了才决定的，冒险和承担是企业家的本色，所以上海的地域文化不产生“暴发户”式的企业家，给别人打工到出了很多优秀的掌柜的。 善于开拓的商人来上海也要适应很长时间。如果你是从国内某个旮旯来上海讨生活的，投射到你躯体上的每一道鄙夷目光都写着三个字―――乡下人。